地质纪年是多久,为什么说公元前八四一年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? <#21---->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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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「为什么说」,因为这是一个「事实判断」,事实就是这样的。

如果你一定要问「为什么」,我只能说公元前841年的年表信息散佚、缺失。这就有循环论证的嫌疑了。

就像你三岁上幼儿园、八岁上小学。。。。。。。三岁以前的事你就很模糊了,不记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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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开始,一直到今天,,有明确无误的年表信息。

这个年表信息来自《二十四史》加《清史稿》:

从《史记 ·十二诸侯年表》的开端:西周晚期共和元年 (公元前841年 ) 一直到《明史》的1644年,(崇祯17年,甲申年)。

然后就是1644年到《清史稿》的1911年(宣统三年,辛亥年),也就是「辛亥革命」。

1911年-1949年(ROC)

1949-2018年(PRC,今天)

一共是:841+2018=2859年。

也就是说这2859年一年都没有中断:每一年干支纪年、公元纪年、年号纪年都有,一年都没有缺失。

每年发生了什么大事都有记载,哪一个帝王统治了多少年,哪一年登基,什么年号,一清二楚。

但是,如果往上推,公元前841以前就是失去了绝对的标尺,只能取一个大约数,这就是相对标尺年表。

这说明东周春秋时代的孔子,就没有怎么见到夏、商的可靠文献了。

相传孔子编纂整理的《六经》,如《尚书》《诗经》,虽然够古老,但没有年表信息,而且流传了几百年,肯定原貌变样了。

至于《春秋》是东周鲁国历史,传注文献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国语》,是东周春秋时代的断代史、国别史,成书就更晚了。

第一部通史是《史记》,《史记》有《十表》。

《十表》中的第一表是「有王无年」的《三代世表》:

记载「三皇五帝」到「公元前841年」大致信息,没有年表信息。

之后的《史记 ·十二诸侯年表》、《六国年表》才有年表信息。

所以,春秋时代的孔子都看不到可靠三代文献,司马迁能看到吗?可能性很小的。

正因为如此,司马迁在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中说得很清楚:

这两段意思是:

司马迁看到的汉代「皇家图书馆」的文献就是简略的、抵牾的、缺失的,还有些是不可信的。

但他没有办法,只有「存而不论,疑则传疑」,写了这个《三代世表》。

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。

当他在看到当时的一些记载五帝的文献说:这和我看到古文经传上的信息相背离的,孔子谈及夏、商都说「文献不足征」,都不妄谈年表,这大概不是很可信。

我看到头条上的一些民科,胡诌八扯令人发指,盘古女娲都当信史,动不动用阴阳五行去套三皇五帝。

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有见识。

我个人觉得夏、商年表缺失,第一,有可能是当时历史记载还没有像后世一样规范化、制度化,其次,因为战争、王朝更迭等因素导致的历史文献散佚。

比如:商纣失国,他身上挂很多玉石,穿高级貂皮,放了一把火自焚,把宫殿都烧了,官方文献肯定也都烧了,没有流传下来。

所谓的「失国埋卜」,把甲骨文埋起来,可能是商代的官员干的。

商纣的叔叔箕子,过了几年从朝鲜回到故国,看到殷都都变成麦田,非常悲伤,就唱了一曲《麦秀歌》。

所以,如果不是这些埋卜的商人,商代很有可能跟夏代一样成为传说王朝。

三千年的时间,沧海桑田,很难找的。所以,至今我们也不敢肯定夏都。

西周末年,犬戎攻破镐京,他们烧杀抢虐,看到皇家图书馆都是不值一分钱的破竹简,蛮族就有可能将周代官方历史文献一把火烧了。

今天在丰镐宗周地区,出土了成窖的青铜器,不是陪葬明器,只有可能是当初贵族匆忙埋下逃命,他们觉得有朝一日还会回来的,哪知道是一去不复返。青铜器这种贵重的东西都丢下,会带上竹简吗?

灭秦战争,项羽攻破咸阳的时候,放了一把大火,几天几夜,烧了多少文献档案?


所以,三代流传下来的大概只有《尚书》等经典文献。含有年表信息的历史文献,从东周开始就没有传下来的,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。

因此,司马迁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有王无年。至于,BC841到西周周厉王的历史文献散佚,很有可能是战争导致的文献散佚。

正如王国维先生说「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,莫剧于殷、周之际」,商朝灭亡,周朝建立,是上古史的一个转折点,中国由松散的方国联盟,成为以宗法礼制为核心的封邦建国。

《诗》云: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


华夏文明就是周文明,中国文化中所有的元素,都是在周代形成的,除了汉代传入的佛教。


孔子说:「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,吾从周」:周吸取了夏、商的优点,扬弃了缺点,所以孔子即便是商人后代,他还是说「吾从周」。

因此,「失落年表」的关键地方,就是准确还原周代的年表,历代周王的在位时间。

最重要的是周朝建立的那一年,也就是上古史上的牧野大战和武王伐商。

所以,古往今来,大部分学者首先都是想找到这个基准年份: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发生在哪一年?


知道了「武王伐商」这个基准点,可以上推夏商的大约年表信息,下推西周周厉王以前的详细年表信息(公元前841年正是周厉王被大臣和国人赶走的那一年)。

董作宾先生认为从文献记载来看,战国就有人推算「武王伐商」的年代(见)

也就是说前面说的,很有可能「犬戎破镐京,平王东迁」导致文献散佚,否则周人不可能会把自己那一天建国这么重要历史信息忘记。

目前有明确文献可考,证明最早推算武王伐商的年份是西汉末年学者刘歆。

他据《三统历》推算结论是BC1122年,之后历代学者推算结果,一共有12种结论:

12种说法,12种年表信息,哪一个靠谱?

不知道,真是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上文说的所谓「失去绝对标尺的相对年表」,就是说的这个意思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科委主任宋健,去埃及访问,看到埃及的年代学搞的非常详细,非常震惊,回国以后他就找社会科学院的一些大咖谈了一下,意思是想也要把华夏五千年文明史搞清楚。

这也就是1996年,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《夏商周断代工程》,我们有了古人不曾有条件技术,还有近代以来出土了很多殷周文物,如果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,是有可能还原这个失落的年表。

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、古文字学家,可先搞定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,给出结论或者解说。

天文学家可以根据天文信息推算日历,物理学家可以应用碳十四等断代技术,支持或者否定其假说结论。

比如:殷周青铜器上有很多年表信息,能够构建金文历谱,「武王伐商」这个基准点的判断,有《利簋》这样的金文信息为证,证明其真实发生过。

《国语》中有一句周景王乐官伶州鸠说的:「昔武王伐殷,岁在鹑火,月在天驷,日在析木之津,辰在斗柄,星在天鼋」。

天文学家推算天象发生时间有三个结论:BC1046、1044、1027三个结论。

所以,工程组结合利簋以及文献,判定武王伐商是公元前1046年发生。

然后依据其他文献和文物信息,构建西周的积年信息,以及上推商代的积年信息。

这个工程结论有很多争议,我看过工程组发布的简本,也看过一些批评论文,有些有道理,有些纯粹是乱批判。

我只能说以我有限的学识,我能接受这个结论,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目前现有信息之下的最优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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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年再版的《汉语大字典》(第二版)后面的《中国历史纪年表》(页5182),就是依据《夏商周断代工程》结论编写的:

公元前841以前的夏代到盘庚迁殷都是大略信息:

盘庚迁殷到公元前841,还是是有争议的,而且干支信息不是很确定,因为我们现在多殷周的历法还没有取得一致:

公元前841年开始,都是非常准确的纪年信息,公元、干支、年号等等:

一直到1949年的干支、公元都非常清楚:

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,五千年以来从未间断过,历史文献十分的详细,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看得懂司马迁在2000多年前写的《史记》,而今天的英国人、法国人如果不专门学习拉丁文、希腊文,是看不懂希罗多德在2000多年前写的《历史》的,同样,司马迁写《史记》的时候,黄帝、炎帝、尧、舜、禹时代的历史距离司马迁生活的年代也已经有两三千年了,但是,司马迁依然可以完整的记述自黄帝、炎帝、尧、舜、禹时代以来的世系,《史记》既记述了汉武帝时代的当代史,也记述了自汉武帝以前直至黄帝时代的历史,而希罗多德写的《历史》则是一部当代史,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甚至不知道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情况,中世纪的欧洲人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也知之甚少,只有中国的历史从未中断过,有着十分详细的记载。

(大禹)

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时间轴的概念,中国的历史自黄帝以来大概有4600多年,自夏朝以来,大概有4088年,明白有年可以依据的历史,开始于西周的共和行政元年(公元前841年),因为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中的时间,最早追溯至西周共和行政元年,而在此之前的历史,司马迁也找不到纪年了。明白有年、月、日可以依据的历史,开始于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72年),因为《春秋》这本书的内容开始的时间是在鲁隐公元年。

(《春秋》的第一句话就是“隐公元年春王正月”,图为《春秋左传》书影。)

为什么在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,没有纪年可以查询,而在公元前772年之前的历史,则没有月、日可以查询呢?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。

第一,记忆的问题

历史其实就如同一个人的记忆,越久以前的事情,只记得发生在哪一年,但却不记得发生在哪一月哪一日,只有最近发生的事情,才清清楚楚记得是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,一个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。

第二,考古资料的缺失

人类的历史,包括地球的历史想要精确到年、月、日,必须依赖历史文献,人类用文字给历史定了一个比较小的尺度,如果没有文字记述,依靠科技手段,历史是以百年、千年,甚至是万年这样的大尺度计算的,比如地质时期的历史基本都是千年的尺度,自从有了文字以后,历史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、分钟和秒。

古希腊文明、两河流域文明、古埃及文明的纪年可以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前,是因为有详细的考古资料,而在我国,现在只发现了商代的甲骨文,甲骨文所记述的内容始于盘庚迁殷,终于商纣王,盘庚迁殷的时代是商朝中后期了,迄今为止,我们并没有发现夏代的文字,更没有发现黄帝、尧、舜、禹时代的文字,所以,在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,仅凭传世文献是无法精确到年、月、日的,比如《尚书》、《史记》等传世文献中都有关于鸣条之战的记载,但是,这两件大事所发生的准确时间却没有记述,而我们又没有找到夏代的文字,所以,我们只知道鸣条之战这件事的详细经过,但却不知道发生的准确时间。依靠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手段来推断鸣条之战的时间,是远不如历史文献来的精确和有说服力的。

第三,秦始皇焚书坑儒与项羽火烧咸阳城

在春秋战国时期,各诸侯国都有官修的史书,公元前213年,李斯向秦始皇建议,“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,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,悉诣守、尉杂等烧之。”秦始皇随后根据李斯的建议开始焚书,首先被烧毁的就是除《秦记》以外的所有史书,然后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这两部经典,诸子百家的书籍也在焚烧之列,不在焚烧之列的书籍只有那些实用类的诸如医药、卜筮、种树方面的书籍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这四部儒家经典,因为是孔子教学用的书,秉持儒家学说的文人一般都把这几本书背下来了,并且秦始皇的焚书令中是允许博士官收藏儒家经典的。

(孔子画像)

儒家经典得以口耳相传,直到汉初的时候,才重新被整理出来,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,所以每个人默写出来的版本是不一样的,后来又发现了用篆文书写的老版本,于是在汉代就出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的争论,但不管怎么样,儒家经典总算保留了下来,《易》在当时被认为是卜筮之书,也得到了保留,而史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,只有《秦记》保留了下来,“史官非秦记皆烧之”,既然《秦记》保留了下来,那为什么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历史没有精确的纪年呢?我们都知道,战国七雄当中,秦国的文化是最落后的,而且秦国只重视耕战,不重视文教,秦国的史书《秦记》也非常的简略,远不如六国的史书详实,而六国的史书都被烧了,《春秋》是一部史书,同时也是一部儒家经典,《春秋》因儒家经典的缘故而被孔子的门人给保留了下来,所以,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部分历史,我们只能以鲁国的官修史书《春秋》为依据,《春秋》所记载的历史,开始于鲁隐公元年,所以,自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72年)以来,中国的历史有明白的年、月、日可供查询。

秦朝进行焚书的时候,目的是限制民间藏书,有些书籍在秦朝宫廷之中可能留有孤本,项羽进入咸阳城后,火烧了咸阳城内的宫殿楼宇,仅存的书籍也在这场大火中被焚烧了。

在目前,我们所熟知的传世历史文献中,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,主要是以《春秋》为依据的,而夏、商、周时期的历史则主要是以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为依据的,《周礼》是记载周朝的典章制度的,不是纯粹的历史书,并无准确的年月日,《尚书》虽然是史书,但是是以“记言”为主的史书,不是以“记事”为主,所谓的“左史记事,右史记言”,因此《尚书》当中也没有准确的纪年。

当然,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的时候,关于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夏朝、商朝、周朝时期的历史,他所能参考的书籍,肯定比我们现在知道的要多,很多的书籍可能在汉代以后散佚了,但不管怎么样,司马迁所参考的资料,全都反映在了《史记》里了。

所以,关于先秦时期的历史,我们所能阅读的史料并不多,无非就是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这几本书,另外《诗经》、《周礼》等非史籍著作也能作为参考,那么依据《史记》,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的明白有年可考的历史,始于西周共和元年(公元前841年),而有年、月、日可考的历史,则始于鲁隐公元年(公元前772年),未来,如果有新的史料被发现,也许明白有年、月、日可考的历史,也会向前推进很多年。